鹿岛鹿角队“白贝利”济科等一众大牌球星的加盟，令J联赛一度在亚洲赛场如日中天。作为金元足球的先行者，J联赛在快速发展中不断历经变革。
初创热潮褪去后，正值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时，一系列球队经营困难的窘境迫使联赛经营者将健康稳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
先求生存，后谋发展。J联赛创立之初便创造性的建立了“经营咨询委员会”，负责审计各俱乐部财政，并在俱乐部出现财政危机之前，给予专业性的财务指导，帮助俱乐部解决亏损问题，从而进一步增强J联赛各俱乐部抵抗风险的能力。
2005年，J联赛设立了10亿日元的“联赛稳定举办基金”，以贷款的形式支援帮助那些因经营困难而无法参加联赛、运营难以为继的俱乐部。同年，草津温泉因无力承担租借球场的费用，成为了该基金首个援助的球队，援助总额为5000万日元。
2012年，J联赛启用“俱乐部牌照制”，2013年正式实施。考核内容包括一线队/青训球队；硬件设施；运营人员/部门设置/结构；法务内容以及财政表现。
相比与欧足联实行的“财政公平法案”（UEFA Financial Fair Play），日本J联赛对于各俱乐部的财政表现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制：如若连续三个赛季出现财政赤字或负债，俱乐部将会失去J1、J2的参赛许可。
除了影响俱乐部在经营中实现财政公平，该政策也能有效提高俱乐部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在实现财务平衡的基础上，重视对债权人的保护，让各俱乐部摆脱短视的发展思维，保护当地足球运动的长期主义，从而实现一家俱乐部到整个职业联盟的良性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J联赛与各俱乐部之间不存在利益划分问题，所有以联赛名义出售的电视转播权费、商品销售费用等，除缴纳管理费用之外，最终都会返还给各家俱乐部。
2016年7月20日，J联赛与与英国体育转播商Perform Group签署为期十年的J1、J2、J3联赛转播合同。总价值21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00.21亿），这同样也是日本体育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份转播合同。
同年，J联赛18家俱乐部总收入655.2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22亿），平均收入36亿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1.7亿）；总成本634.2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0.2亿），平均成本35.2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67亿），基本完成收支平衡。
除了受到雷曼事件影响的2009-2011年及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之外，J联赛俱乐部的整体收益呈上升趋势。
2023年J1联赛18家俱乐部总收入936.1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44.6亿），平均收入52.0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48亿）；总成本724.64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4.5亿），平均成本40.2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9亿），已经实现稳定盈利。
同样以J1联赛为例，2023赛季，赞助收入42.8%，票房收入18.5%，球员转会及出场费用17.8%、周边商品收入10.7%，以及联赛分配奖金6.6%（主要为转播权费用）构成了超9成的俱乐部收入。
而在支出方面，一线队球员费用占据了俱乐部不超过50%的资金，还有近35%则由商品相关费用（9.8%）、一线队运作费用（9.6%）、主场相关费用（8.5%）以及青训运作费用（6.9%）构成。
具体到俱乐部，以刚与支云达成战略合作的甲府风林为例，2021赛季俱乐部总销售额为6460万，2022赛季为7820万，2023赛季这个数字来到了1亿200万，三年时间增长超60%。
1亿200万的收入占比中，赞助商收入达到了4255万，票房收入为1690万，而商品销售收入则高达1610万，J联赛的分配奖金也逾千万。需要强调的是，甲府市地处山区狭长盆地内，常驻人口还不到20万。
对比中国各职业足球俱乐部，无论是在赞助商层面，还是周边产品的售卖环节，我们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量体裁衣，量入为出。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规章制定，往往表现出了许多不够专业的地方。球员的自身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同时，对俱乐部的经营风险、财务压力也缺乏更详细、更透明公开、更有执行力的条款进行有效规范。而这对于中国职业化足球长远发展尤为重要。